在所有“下放”到我们村的人中，陈眼镜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位，同时，他也是全公社学历最高的人。陈眼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物理系，是受过前苏联教授教育的人，他能唱很多俄文原版的爱情歌曲。听大人们说，陈眼镜原本分配在某大城市高级中学教物理，因“生活作风问题”加之地主成份被“下放”回了农村。传说的具体行为是他“辅导”女学生练单杠，图谋不轨。
　　陈眼镜被安置在场镇中间的一排瓦房内居住，那是他当地主的爷爷的房子，被没收后无人居住，便让其居住。
　　回到农村的陈眼镜很快便在村民的撮合下，与30里外一位富农家的女子成了婚，和村民一样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陈眼镜个子高，身子却瘦弱，架着一副眼镜，他干农活便十分笨拙，收麦子、谷子时，由于要弯腰作业，肥镜便时时滑下来，他时不时便要昂起头，扶一扶眼镜；汗水流下来雾了镜片，他不得不扯起衣襟擦拭一番。这样，他的劳动效率便十分低下。时常是别人一股气将麦子、稻子割倒后，把他远远丢在后边，他割的那一笼便像一个大大的“！”留在田中十分醒目。最惨的是插秧，一人身后拖着一个木制秧盆，左右两人一使眼神，两笼秧苗便插到了田埂，等陈眼镜插到田埂时，发现四周都栽满了秧苗，就他一人被关在了田中央。秧盆是拖不出去了，陈眼镜只好将秧盆举过头顶，放到田埂上去，那样子十分滑稽可笑。
　　挑粪上山，对陈眼镜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险，他个子虽高但脚下无力，肩上不承重，挑着粪桶爬坡时，双手撑着扁担像扛着两个铁饼。由于他缺乏劳动力，没有农业生产技术，虽然和男劳力一样干活，但评工分时却只能评妇女的分，每个劳动日七分工。许多男社员取笑他，他也不恼，抬一抬眼镜，十分诚恳地说：我要努力！于是，这话便在队里传开了，每当说谁不行时，便说：他要努力！
　　在生产队劳动十几年，陈眼镜被捉弄和取笑了十几年。由于他不知农事，更不懂农村的人情事故，在生产队他几乎没有亲近的人，轻松活也轮不上他，村里红白喜事他也帮不上忙。农闲时或下雨天出不了工，他便关在家里读俄罗斯名著，一个人哼俄罗斯歌曲。
　　一次暑期的雨天，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在烤烟房选烟叶，不知谁起哄叫陈眼镜讲故事，他便讲起了《一双绣花鞋》。他讲得绘声绘色，黧黑的脸上镜片时不时反着光，活脱脱是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。每当他讲到夜幕降临，那空屋子中的棺材“吱嘎”一声跳开时，仿佛天真的暗了下来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于是乎，陈眼镜成了小孩子们最喜欢的人，这令他很有成就感。
　　其实，陈眼镜在农村是做过两件大事的。一件是生产队为糖厂搬运蒸汽机，从50多里外的铜钟河糖厂搬回清水河。那蒸汽机其实就是一辆废弃的火车头，重达上百吨。那时不但没有大型平板拖车，更没有大吨位吊车，只能靠人畜之力。拖拉机装不下也拖不动，怎么办？队长找到陈眼镜，让他想办法。陈眼镜去厂里看了那机器，又仔细查看了公路的情况。回来后向公社农机站租了拖拉机头和驾驶员，要了八头水牛，三十个壮劳力，带上钢绳和木棒、钢管，浩浩荡荡一队人马，用钢管木棒垫在机器下，一寸一寸移动，每逢上坡时陈眼镜口含哨子，很有节奏地吹，手中小红旗一挥一挥，很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。就这样，花了三天两夜，竟然把那庞大的蒸汽机运了回来，尤如蚂蚁搬骨头一样。
　　另一次是在队里通上电后要建加工房，专门为四乡八里的农户打米、加工面条。队长让陈眼镜主持修建工作。从电机的配置到购买，从面粉机、合粉机的设计制作到安装调试，均由他一个人拿主意。三个月里，陈眼镜借来一辆破自行车无数次跑县城，查资料、订设备，还去别人加工房参观学习。带着一帮石匠、木匠、铁匠敲敲打打，竟然便把加工房建成了。那面粉机是用石磨装上电机制作的；筛面粉、合面粉的设备是由铁棒和木板做成的。最神奇的是，他用几个大小不同的皮带盘组合，便用一台电机带动了三台转速不同的机器。加工房建成那天，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为陈眼镜等人庆功，几杯酒下去，陈眼镜便哭了，一边哭一边说：我总算做了一件大事了。队长拍着他那瘦弱的肩膀当场宣布：从此，陈眼镜按全劳力评工分，在建加工房期间按每天一个半全劳力记工分。就这样，陈眼镜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。他时不时便要对过去嘲笑过他的人昂起头说：知识就是力量！
　　好不容易熬到了改革开放，陈眼镜被聘到乡里中学当上代课教师，每月工资29·5元，村里人都说陈眼镜终于有了出头之日。但陈眼镜在代了两年课后便辞职了，别人问为什么，他答：代课的工资，月小时每天一块钱，月大时每天一块都不到。随着开放搞活，陈眼镜利用家居乡场的优势，加上自己所学专业，开起了电器机械修理铺，过上了富裕的小康生活。